1939年4月，陈毅和粟裕指挥的
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已经发展到14000多人。已经具备了东进和北上的基础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顽固派以各种理由限制新四军的发展，顾祝同曾经强令新四军
第1、第2支队在高淳、水阳间15公里的水网地带组织防御，企图要新四军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本鬼子打阵地战。
在陈毅的交涉下，顾祝同才不得不收回了命令，但是不准
新四军第1、第2支队向金坛地区和溧（水）武（进）公路以南活动，还派遣特务进入根据地活动。
陈毅和粟裕经过研究之后，决定分兵
“向东作战”。用“江抗二路”的番号到东路去抗击日本侵略者；同时再组建一个团，称新6团。
就在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，陈毅却突然接到了军部的命令：
6团停止东进。
陈毅经过反复考虑，认为新四军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“向东作战”的方针。于是将叶飞叫到了跟前，问：
“叶飞同志，东进，行吗？”
“当然。我同意东进的主意。”叶飞满怀信心地回答道。
叶飞率领着6团不到500人，
途中与无锡、江阴游击队合编，沿用当地“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”（简称江抗）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。曾经火烧虹桥机场，不到3个月就发展到了5000多人。
6团东进的行动，很快引起了顾祝同的注意，他怀疑陈毅将手下的主力派了出去，便让
冷欣去追问陈毅。
冷欣是江苏兴化人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冷欣担任第三战区苏南署主任。这次被派遣过来也没有抓住任何证据，就提出了让陈毅派人到东路去联系。
陈毅一听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
派人东进，可以呀，但必须带电台，不然怎么联系呢？人少了不行，至少得去一个营。
冷欣一听，连忙摇头：“
那怎么行呢？
他这是害怕陈毅找着借口
“越界”东进，只能放弃了让陈毅派人东进联系的要求。
到了1939年11月，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，陈毅担任指挥，粟裕担任副指挥，
叶飞领导的“江抗”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，至此，陈毅、粟裕领导的新四军
不但在江南
站稳了脚跟，还活跃在了江北，随时可以向苏北发展。
北上东进并不是陈毅、粟裕所部的事情，其实它是整个新四军的事情。
抗战爆发之后，新四军集中完毕之后，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任务成为急需确定的问题。经过各种考虑，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当时江南的抗战形势，明确提出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向江南敌后，深入依靠人民群众，创建革命根据地，开展群众游击战争，坚持华中持久抗战。
1938年6月2日，毛泽东致电项英强调指出：“凡敌后一切无日军地区，我军均可派队活动。不但太湖以北，吴凇江以西广大地区，即长江以北到将来能力顾及时，亦应派出小的支队去。”
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又确定了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的方针。1939年2月下旬，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，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，重申了党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，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确定了“向南巩固，向东作战，向北发展”的战略方针。
在各个北上东进的部队中，却还是有着意外，那就是新四军第4支队。
新四军第4支队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数最多、实力最强的一个。
1938年1月6日，南方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。军长为叶挺，副军长为项英，参谋长为张云逸，副参谋长为周子昆，政治部主任为袁国平，共辖4个支队，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，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承，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，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。
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新县，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，1928年参加革命，1929年3月加入共产党。1934年担任重新组建的红28军政委，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始终保持着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，英勇打击了敌人，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，成为了根据地人民心目中
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。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，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1938年3月8日，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，率军抗日。7月在高敬亭的指挥下，先后在皖中连续取得了13次战斗胜利。
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高敬亭却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
“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”的指示，一度按兵不动。
中央于是派遣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，说服高敬亭率部东进，但是项英并没有及时贯彻中央的这个部署。
1938年11月10日，毛泽东再次发电报
给项英，查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。
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，已否派去？
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，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营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。
为了贯彻中央东进的方针，张云逸在1938年11月率领部队到达江北，很快取得了成绩，这个时候部队应该大踏步东进了。可是高敬亭却故意拖延，不东进。这令驻扎在大别山的国民党部队发现了新四军的东进意图，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新四军东进，企图把第4支队
挤出皖东地区。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央军委再次要求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。
1939年3月，高敬亭不得不命令部队东进，可是部队刚刚行进至
合肥东北的时候，高敬亭又借故命令部队停止东进。反而带着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出发时候的阵地。
第4支队的东进再次受阻。
高敬亭为什么这么做在当时是一个谜，谜底在以后才得以揭开。
高敬亭屡立战功，但是他缺乏全局观念，并不愿意离开大别山，
不愿意到交通发达的水网稻田地区作战，甚至把4支队当作自己的自留地，凭借着第4支队在新四军中的地位，企图影响新四军的决策。
作为军长的项英应该督促高敬亭执行
“东进北上”的方针，可是项英在对第4支队下达的要求中竟然提出：军事上要控制津浦、淮南两铁路；不宜单纯扩大部队，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等等与中央“东进北上”的方针大略相悖。
1939年4月下旬，中共中央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，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。
由新四军委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。
叶挺同邓子恢、罗炳辉、赖传珠等人历时10天才抵达了张云逸部队所在地东汤池。在东汤池，叶挺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，张云逸兼任指挥，徐海东任副指挥，赖传珠任参谋长，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。
5月9日，叶挺和张云逸找到了高敬亭。
叶挺对高敬亭说道：“
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，你必须率领部队东进合肥、定远等地，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。
叶挺见高敬亭沉默不语，接着说道：“
你把第4支队的干部召集起来，我要讲话。
叶挺的讲话，让大家
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方针，并纷纷支持中央的东进方针。
高敬亭知道自己的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只能支持东进。当时心里还是不舒服的，所以在东进之后又瞒着叶挺和张云逸等人命令
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。
7团和9团，都是大别山改编过来的部队和高敬亭的关系密切，第7团的团长和政委竟然趁着这个机会，叛逃投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怀抱。而第9团的指战员却不听高敬亭的，继续东进。
叶挺等人知道高敬亭的行为之后，十分气愤，特意
召见高敬亭，按照预定计划把高敬亭扣押起来。
如何处置高敬亭顿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。在处理高敬亭的问题上，项英犯了一个
不该犯的错误。他没有请示中央，却向蒋介石报告：高敬亭该不该杀？
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告诉过项英，
新四军方面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请示国民政府，说：“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，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。”
然而蒋介石却看到了
项英要处置高敬亭的报告。
国民政府军委会打电报给叶挺：“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，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”。
中共中央也发电报给新四军：争取教育改造4支队，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，利用目前机会皖南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。
然而当叶挺收到延安发来的电报的时候，
连声说：晚了！晚了！
高敬亭已经在1939年6月24日在
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被处决了。
36年以后，毛泽东在
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：“我觉此案处理不当。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。”
1977年，中共中央
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，恢复名誉，认为高敬亭“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，将其处死是错误的”。
